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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雅士张伯驹曾遭绑架 宁死不让妻子卖收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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抢红包神器  张伯驹出生于官宦世家,父亲张镇芳是清末民初政、商两界的风云人物。张伯驹从小熟读诗书、出口成章的他,却无意于仕途,完全沉迷在舞文弄墨的书画世界里。因为醉心收藏,虽身为父亲任董事长的盐业银行常务董事,张伯驹却对银行业务毫无兴趣。他一不认官,二不认钱,独爱诗词、书画、戏曲。从此,张伯驹就有了“怪爷”的绰号。为了收藏国宝书画,他不惜变卖房产和夫人的首饰,在面对绑匪时,宁死也不愿变卖字画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将自己收藏的陆机《平复帖》、展子虔《游春图》、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卷、范仲淹《道服赞》、蔡襄自书诗册、黄庭坚《诸上座草书卷》等国宝书画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 

  不喜仕途痴迷书画

 

抢红包神器  张伯驹(1898-1982),字家琪,号丛碧,河南项城人。提起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期的项城,很多人都会想到另一个与项城有着密切关系的人:袁世凯。很多史书在记载袁世凯时,直呼他为“袁项城”。事实上,当年在项城,袁家和张家都是非常有名望的家族,而且两家还有姻亲关系。张伯驹的姑妈嫁给了袁世凯的大哥袁世昌,张伯驹也就是袁世凯的表侄子。

 

  张伯驹的父亲本是张锦芳,后过继其伯父张镇芳。张镇芳是光绪朝进士,历任天津道、长芦盐运使、湖南提法使等职务。民国成立后,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。1915年3月,张镇芳主持官商合股的盐业银行,以抗外资,张镇芳任经理,总管理处设在北京。第二年因为袁世凯去世,盐业银行也改为商业银行,由张镇芳经营。

 

  顺便提一句,除了创办盐业银行,如今的北京,还留有张镇芳当年的印记。香山公园管理处办公楼南侧的一座二层建筑原名为镇芳楼,在香山慈幼院时期,它曾是慈幼院的标志性建筑。此楼的建成资金,正是来源于张镇芳的捐赠。话题再回到盐业银行。因为卷入张勋复辟风波,死里逃生的张镇芳远离仕途,最终回归盐业银行,并出任盐业银行的董事长。此时的盐业银行,总部也搬到了天津。

 

  张伯驹从小天赋异禀,被称为“神童”。他幼年入私塾,五六岁就能背很多首古诗,十岁不到就可以写出很多古体诗。他对《古文观止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经典典籍非常熟悉。但成年后的张伯驹并没有考取功名,他喜爱诗词、书法,舞文弄墨,沉醉于书画世界。张镇芳自然不赞同儿子如此行为,张伯驹被父亲所迫,参加了袁世凯的军队。1917年,张伯驹从中央陆军混成模范骑兵团毕业,后在曹锟、吴佩孚、张作霖部任职,做到旅长,又因不满军阀腐败生活而离开军界。张镇芳对张伯驹的决定非常恼火,但又无可奈何,只好安排儿子进入银行,协助自己打理生意。张伯驹对银行事处不感兴趣,但很快发现待在银行也有好处。

 

  因为盐业银行的政治背景,清廷的大批文玩都抵押在盐业银行,张伯驹由此也得以眼见诸多“囯之重器”,造就了他日后超乎寻常的鉴赏眼光。由于张伯驹自身在诗词歌赋上的天赋,加上接触了大量宫廷典藏的经典书画,其吟诗作赋、风流倜傥的做派也广为流传,被当时的人们称为“民国四公子”之一。不过,关于“民国四公子”的说法有不同版本,也没有官方的定论,多是民间的说法。张伯驹所著《续洪宪纪事诗辅注》对此曾有记载:“人谓近代四公子,一为寒云(袁克文),二为余(张伯驹),三为张学良,四、一说为卢永祥之子小嘉,一说为张謇之子孝若。又有谓:一为红豆馆主溥侗,二为寒云,三为余,四为张学良。此说盛传于上海,后传至北京。”

 

  四万大洋从皇族手中购得《平复帖》

 

  张伯驹从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的名人书画。1927年,他偶然从琉璃厂买到一块康熙早年题写的大字匾额“丛碧山房”,他很喜欢“丛碧”二字,索性给自己起了个号:“丛碧”,书斋也改名为“丛碧山房”。从此他对古书画的收藏一发不可收拾,后来逐渐把收藏珍贵书画当作一种使命。他曾经说:“予生逢离乱,很少读书,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,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尤事收蓄,人或有訾笑焉,不悔。”

 

抢红包神器  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名迹仅记载在他的著作《丛碧书画录》里的就有118件,他的藏家地位和影响力可以说在当时无人可比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在张伯驹的收藏过程中,其盐业银行董事的身份对其帮助颇大,这无疑是他对外收藏书画的一个财力招牌和收藏渠道。在其著作《春游纪梦》中提到稀世珍品米友仁的《姚山秋霁图》和黄庭坚的《摹怀素书》,曾经都是旧主刘可超在天津盐业银行的贷款抵押。不过,张伯驹最让世人折服的不是他的“财大气粗”,而是他“见名迹巨制,虽节用举债,尤事收蓄”的魄力。他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谈及了自己为何不惜一切收藏珍贵书画的初衷:“故予所收蓄,不必终予身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”。

 

  在张伯驹的诸多藏品中,最具影响力的则是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。《平复帖》是西晋大书法家陆机问候自己生病的朋友贺循的书札,因其中有病体“恐难平复”字样而得名,距今已有近1700年。《平复帖》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书法真迹,比王羲之的手迹还早七八十年。不足一尺长的作品,却盖满了历代名家的收藏章记,朱印累累,满纸生辉,被收藏界尊为“中华第一帖”,人们尊称它为“墨皇”。

 

  《平复帖》在乾隆年间流入清朝内府,后来被乾隆皇帝赐给了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。光绪年间,书帖又到了朝廷重臣恭亲王奕的手里。上世纪30年代,张伯驹于打听到《平复帖》在奕之孙、著名画家溥心畬手里。几经中间人斡旋,20万大洋的天价仍然让他无力承担(民国初期,鲁迅在北师大学做教授时月薪是300大洋,20万大洋相当于他七年的工资)。1936年,让张伯驹担心的事发生了,溥心畬旧藏唐代韩干《照夜白图》经古董商人流失海外,张伯驹十分惋惜。又请张大千(在画界溥心畬与张大千齐名,有南张北溥之称)做说客,从中间说和,表示愿以6万大洋购买《平复帖》,但仍未如愿。1937年年底,张伯驹在火车上与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相遇,从他口中得知,溥心畲母亲过世,需款正急,可以借机购得《平复帖》。但张伯驹忧虑,现正遇溥心畬母丧,重提相求之事,有乘人之危之嫌。后来,傅增湘斡旋促成了此事。几日之后,傅增湘把《平复帖》抱来了。“心畲要价4万,不用抵押,一次卖断较为简便。”张伯驹立即先付2万大洋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虽说张伯驹出身世家,但此时父亲张镇芳已经去世四年,张伯驹虽是盐业银行的常务董事,但对银行的事从来不闻不问,能拿得出来的钱并不多,为了凑足余下的2万大洋,他将妻子潘素的首饰都变卖了。《平复帖》来之不易,在收藏后,张伯驹把自己的书房改成为“平复堂”。

 

  在上海遭绑架宁死不让妻子卖收藏

 

抢红包神器  抗日战争爆发后,时局动乱,因为这些价值连城的书画,张伯驹曾遭到绑匪的绑架。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,在上海盐业银行上班的张伯驹,突然被人绑架,绑匪索价伪币300万元。此时的张伯驹,为了收藏珍贵字画,早已囊空如洗。张伯驹了解到,这帮绑匪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交出收藏的珍贵字画。因此张伯驹宁愿饿死,也不愿让他们得逞。于是他连日绝食,没过几天他就昏迷不醒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绑匪只得通知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来见他一面。潘夫人见到此时的张伯驹面容憔悴,形容枯槁,忍不住痛哭流涕。张伯驹连忙安慰妻子,反复叮嘱她:“我宁可自己死在这里,也决不允许你变卖我收藏的古代书画来给我赎身。”潘素只得连连点头。

 

  后来绑匪与张伯驹僵持了整整八个月,绑匪见敲诈没有指望了,就又写了一封信给潘素。信中说,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万元赎身,就请做好收尸准备。潘素见信,知道绑匪急了。潘素找亲朋好友四处筹措,大伙也解囊相助,最后终于凑足了钱,将张伯驹赎了出来,他收藏的珍贵书画却一张未动。张伯驹置性命于不顾以求保藏文物珍品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。

 

  经此劫难,张伯驹决心离开上海。后来,他们一家取道南京、河南来到西安,潘素将年幼的女儿张传彩托付给西安的一位友人,而张伯驹和潘素则多次往返于北京和西安之间。他们正是为了将收藏的字画带到西安。为了不让人起疑,潘素将这些书画偷偷地缝在被子里,一路担惊受怕地带出北京。1943年至1945年的三年时间,张伯驹一直居住于西安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日本投降后,张伯驹再次回到了北京。他收藏的这些珍宝让很多人获益匪浅。著名文物专家、文物鉴赏家王世襄(1914-2009)就曾多次鉴赏《平复帖》,并写下了《西晋陆机平复帖流传考略》,留下了宝贵的研究资料。

 

  王世襄当时负责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工作,由于对文物的爱好和工作上的需要拜见张伯驹,见面后他俩也很快就熟稔起来。1947年在故宫博物院任职时,王世襄很想在书画著录方面做一些工作,试图将书画作品的质地、尺寸、装裱、引首、题签等分栏详列,并记其保存情况,考其流传经过,以期得到一份比较完整的记录。为了研究《平复帖》,王世襄常去张伯驹家,张伯驹说:“你一次次到我家来看《平复帖》太麻烦了,不如拿回家去仔细地看。”

 

抢红包神器  王世襄在《〈平复帖〉曾藏我家——怀念伯驹先生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看帖时的情景和心情:“到家之后,腾空了一只樟木小箱,放在床头,白棉布铺垫平整,再用高丽纸把已有锦袱的《平复帖》包好,放入箱中。每次不得已而出门,回来都要开锁启箱,看它安然无恙才放心。观看时要等天气晴朗,把桌子搬到贴近南窗,光线好而无日晒处,铺好白毡子和高丽纸,洗净手,戴上白手套,才静心屏息地打开手卷。桌旁另设一案,上放纸张,用铅笔作记录。《平复帖》在我家放了一个多月,才毕恭毕敬地捧还给伯驹先生。”

 

  卖北京老宅购《游春图》

 

  日本宣布投降后,溥仪带到东北的书画文物比较集中地在市场上出现,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穆蟠忱、马霁川等人最早奔赴东北,以合股的方式收购到不少字画精品,其中就有隋朝画家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。展子虔是北齐至隋间的大画家,《游春图》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山水画,画上并没有展子虔的签名,之所以被认为是展子虔的画作,是因为宋徽宗赵佶的题字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对如此珍贵的书画,张伯驹认为应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为宜,但当时故宫财务困难,院长马衡说:“故宫博物院经费困难,难以周转。”张伯驹则说:“院方经费困难,伯驹愿代为周转。”接着他开始并请墨宝斋的马保山从中周旋,希望购买《游春图》,最终,几经斡旋以二百两黄金(金条二十条)谈定。但二百两黄金对刚返回北平不久的张伯驹来说,已是力不从心。表面上家大业大,但十几年里,他手里的钱几乎都买了古书古画,万贯家财已经散尽。在购买《游春图》前,张伯驹刚刚收藏了范仲淹的《道服赞》,《道服赞》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赞文,也是范仲淹唯一传世手迹,张伯驹一见此帖便爱不释手。最终,张伯驹变卖部分家产又加以举债,以110两黄金从收藏家靳伯声处购得此帖。(《道服赞》与《游春图》一起刚刚从战后的东北流回北平)。

 

  为了买下《游春图》,手头拮据的张伯驹决意卖掉自己位于东城弓弦胡同占地15亩的宅院。这宅院据传原为清朝大太监李莲英所有,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居处。宅院最终卖给了辅仁大学,再加上卖掉夫人的首饰,张伯驹凑齐了二百两黄金。

 

  据一些资料记载,《游春图》最后的成交价格为黄金一百七十两。这其中也有一些小故事。当年张伯驹凑得黄金后,按照约定的时间办理手续,但黄金鉴定师对金条进行成色鉴别时,发现金条成色太差,只有足金130多两,少了70两。最后,张伯驹答应补齐,并由马保山担保。至此,《游春图》才最终为张伯驹所购得。后经几次补交,待补足到170两黄金时,已经是1949年初。此时北平已和平解放,正是新、旧社会交替,余下的30多两黄金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当年,张伯驹卖掉弓弦胡同的宅院后,张伯驹一家人又搬到早年买下的位于西郊的承泽园。尽管买下《游春图》备尝艰辛,但他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欣慰和喜悦,很快就把自己的住所更名为“展春园”,他随自号“春游主人”。在展春园里,张伯驹每日里还给自己定了一门功课,就是把他所收藏的书画进行整理编目成书,定名为《丛碧书画录》。

 

  珍藏字画悉数捐给故宫博物院

 

  新中国成立后,张伯驹一生所藏文物精华,大多归于故宫博物院收藏。故宫博物院共计收藏有张伯驹《丛碧书画录》著录的古代书画22件,几乎件件堪称中国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1952年,张伯驹夫妇把展子虔的《游春图》、唐伯虎的《三美图》连同几幅清代山水画轴捐给了故宫博物院。1956年,张伯驹和夫人潘素商量后,将所藏的陆机《平复帖》卷、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卷、范仲淹《道服赞》、蔡襄自书诗册、黄庭坚《诸上座草书卷》等珍贵文物八件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在此前,张伯驹还通过统战部徐冰将李白仅存于世的《上阳台帖》转呈毛主席,毛主席收到此帖后,观赏数日,十分爱惜。1958年,转交故宫博物院珍藏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1962年,张伯驹任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、副馆长。在此期间,他也将多件字画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馆收藏,其中最知名的则是 南宋杨婕妤的《百花图卷》。《百花图卷》是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,该画卷乾隆时期收入清内府收藏,清朝灭亡后散失于民间。张伯驹曾这样表述:“我终生以书画为伴,到了晚年,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,每天看看它,精神也会好些。”

 

抢红包神器  当代山水画家、国画理论家关瑞之回忆:1980年夏,他陪同张伯驹、关松房、启功、魏龙骧等老人同游颐和园时,一位领导问关松房、张伯驹两位老人:当今很多名人都在考虑建博物馆、灌唱片将自己的艺术作品传世,你们是不是也有考虑?张伯驹回答:“我的东西都在故宫里,不用操心了”。张伯驹的回答也令在场的所有人肃然起敬。1982年2月26日,张伯驹病逝于北京。倾其私产保护国宝字画,一代名士张伯驹无私的风骨让人感慨万千。

责任编辑:小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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