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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国维:曾建言开办皇室博物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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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杰出学者和国际著名学者,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,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、美学、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,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,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。虽然有评价认为他不涉政治,但这位在学术上有较大成就的清末民初学者,实际上并未脱离政治。即使在清帝逊位后,他还一度担任故宫小朝廷的“南书房行走”。

 

  逊帝溥仪发“年终奖”

 

抢红包神器  93年前,1924年2月5日,为农历新年,甲子年大年初一。这一天,王国维给罗振玉写了一封贺年信,信中特别提到,“节赏已下,明晨须入内谢恩”。这里的“节赏”,是指逊帝溥仪过年时照例发给的赏金,相当于如今的“年终奖”。这里的“入内谢恩”,当然是指进入故宫内廷,去叩谢皇帝的恩泽。

 

  第二天,王国维如何“入内谢恩”,并无细节上的史料记载,如今已无从得知。但可以确定的却是,王国维给溥仪呈献了他自己所著、刚刚印制出来的新书,也就是那部20世纪中国学术的代表作《观堂集林》。必须附带说明的是,这部献给末代皇帝的《观堂集林》,不同于如今常见的所谓“通行本”,不是罗振玉、赵万里在王氏死后着手整理印制的那两种24卷本《观堂集林》,而是经王国维亲自审定,著名藏书家蒋汝藻出资校印的20卷本《观堂集林》,藏书界通称其为“蒋本”。

 

  “蒋本”的印制没有采取普通的石印法,而是选用了当时极为考究的“聚珍仿宋版”铅活字印制,这是由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丁辅之(1879-1949)精心研制出来的一种印刷字体。这种字体精雅端庄,是从宋版书的字体演变而来,再经由名师仿写、刻模;使用这种字体印制出来的线装书籍,颇为古雅悦目。该书扉页题笺由著名画家吴昌硕用篆书写成,苍劲古朴,更显古雅精致。

 

  由于聚珍仿宋印书局设在上海,已经北上的王国维与身在上海的蒋汝藻,就一北一南地通力合作,历时3年的校印,才终得完工。他们早已商定,总共刊印521部,其中普通竹纸本400部,连史纸本100部,用于发售;另有特印连史纸六开大本装20部,则用于馈赠亲友;此外,还专门特制有一部黄绫裱装的“进呈本”,这就是准备呈献给溥仪的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就在那一年的除夕夜,王国维心急火燎地拿到了蒋汝藻通过兴业银行由上海转运而来的“蒋本”,共计35部。他郑重地挑出唯一一部“进呈本”,用于大年初二的“入内谢恩”。过年得皇帝节赏,入宫献黄绫新书,王氏的这个新年过得既有气派,又有品位,自然毋庸多言。此刻,溥仪的心情也颇佳,御笔一挥,画了一幅牡丹图,让王氏为这御笔画题上几首喜庆赞颂诗。王氏一口气写了九首《题御笔牡丹诗》,虽是纯为御用而定制,却在“普天颂圣”的同时,也看得出他自己的“春风得意”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接下来,君臣互动,气氛热烈。溥仪又一下子画了四幅花卉,有碧桃、牡丹、藤萝和桂菊海棠。南书房里,王国维也一一为御笔画题了四首诗。接下来,他又为同僚、王爷们题诗多首,甚至还为南书房的太监朱义方也题了诗,忙得不亦乐乎。显然,王氏从金石甲骨的古学堆里钻了出来,在这遍是御笔奇葩的南书房中,获得了另一番勃勃生机。此时,他在故宫里“行走”,也才刚刚8个月而已。

 

  获“南书房行走”官职

 

  据载,1923年4月16日,王国维作为海内遗老中的硕学,得到了溥仪的“谕旨”钦点:“杨钟羲、景方昶、温肃、王国维均着在南书房行走”。一般而言,此刻王氏就可以随时应召出入故宫了。但事实上,王氏真正到故宫,还在近两个月之后。原来,当时王氏尚寓居于上海,而北京大学也想聘其为教授,并由马衡寄出了聘书;他回信说“当请示罗先生再定”,不久便函谢并退回了聘书,仅与罗振玉一起接受了“函授导师”的虚衔。王氏随即也打点行装,准备北上,5月31日到北京,暂居金梁寓所,6月4日入宫觐见溥仪。

 

  王国维既得了“南书房行走”的差事,在故宫里的活动区间,自然是要在南书房一带多多“行走”的。那么,南书房究竟是怎样一所建筑,又是一处怎样的权力机构呢?

 

  其实,南书房就是皇帝的书房之一。康熙皇帝在紫禁城设了两个书房,即南书房和上书房。南书房地处康熙皇帝曾听政的乾清宫西南隅,是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,但其显赫历史,却不容小视。纵览《清史稿》,可知南书房设于康熙十六年(1677),撤销于光绪二十四年(1898),是康熙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、吟诗作画特设的,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了。能在此处“行走”的臣子,才学应是当朝第一流的,即所谓“择词臣才品兼优者”入值,称“南书房行走”。这些“行走”们,有时还要替皇上“撰述谕旨”,所以这个南书房“非崇班贵檩、上所亲信者不得入”;“权势日崇”的南书房,实际上已成为康熙一朝的权力核心。雍正一朝自军机处建立后,军机大事均归军机处办理,南书房官员不再参预机务,其地位有所下降。但由于入值者常能觐见皇帝,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。此时,王国维以布衣之身,得以入职南书房,以清末遗老的眼光看来,确属殊荣,受皇帝的恩宠程度是不一般的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此刻,王国维也的确怀以感恩报恩的心态,严格遵照宫规为皇室效力。1923年7月14日,溥仪再度颁“旨”,为王国维“着加恩赏给五品衔,并赏食五品俸”,也明确表示了皇室对其才学的肯定。再次领受皇恩浩荡之后,王氏却没有明确获知“入值”时间,也不清楚“入值”的相关规制。简言之,他不知道该怎样“行走”,究竟又有什么具体工作。三天后,他为之致函罗振玉,告以“帝师”朱益藩关于南书房“入值”办法的意见:“南斋入值办法……不以分书为然,但以每人所长者上闻,由上随意发问,即亦闲谈一切,亦无不可。盖即以此意定局也。上体小有不适,系肝家不和,故尚须数日后请旨,恐入值亦须略迟十日耳。”由此可见,“南书房行走”一职,并无实际职能与职责,每日当值之际,要么是向溥仪奏报自己所长的见解,要么就直接是君臣之间的随意闲谈。且因溥仪身体不适,王氏要正式入值履职,还得等上十余日。

 

  曾建言开办皇室博物馆

 

  无论如何,作为民国初期的文化名人,王国维的才华与见识确实不是清朝遗老所能比的。王国维入值南书房快一年之际,向溥仪递交了针对性极强的奏折,以此表达他的一片赤诚之心。

 

  1924年5月18日,他向溥仪呈递《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》。内云:“今有一策,有保安皇室之利而无其害者,臣愚以为莫若开放禁城离宫之一部为皇室博物馆,而以内府所藏之古器、书画陈列其中,使中外人民皆得观览,如此则禁城之内,民国所辖地面,既有文渊阁之四库全书,文华、武英诸殿之古器、书画,皆我皇室之重器,而皇室所辖地面,复有皇室博物馆陈列内府之重器,是禁城一隅,实为全国古今文化之所萃,即与世界文化有至大之关系,一旦京师有事,万国皆有保卫之责。”

 

  王氏之建议对溥仪是极为有利的。试想,数千年积累之国家珍宝,岂能成为逊帝一家之私藏?《筹建皇室博物馆奏折》可谓一篇未卜先知式的预言书。故宫博物院,果然于次年即宣告诞生,但并不是皇室筹建的,而完全是在一场突变中拔地而起的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1924年10月,冯玉祥率国民军发动“北京政变”,解散国会,软禁了贿选总统曹锟, 11月5日,内阁修正了清室优待条件,没收清宫,永远废除皇帝尊号,把溥仪的小朝廷彻底赶出了紫禁城。经一年之整理,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10月10日正式成立。

 

  溥仪被赶出宫那天,王国维侍行左右,未敢稍离。把清室臣子的名节看得很重的王国维,同样对遗留在宫中的旧时衣冠也看得很重。他在“清室善后委员会”已经开始点查故宫内府之际,忽然想到自己与同僚们的朝服衣冠还在宫中,即刻给当时在委员会任职,后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写信求助,以近似哀求的口吻请求将数套朝服衣冠归还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1927年6月2日上午9时许,王国维向别人借了5元钱,再雇车往颐和园,步行至排云殿西鱼藻轩前,临流独立,吸尽一支烟,纵身投湖而死。他的自沉身死,是20世纪中国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大公案,历来有殉清说、逼债说、文化殉节说等不同的说法。

 

抢红包神器  早年倾心于德国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,曾一度将意志与表象的世界,凝缩于中国古文字学与古经史学的复合体之中,在这一精神世界中,原本意志纯粹而专一,摒绝着诸般尘俗的表象。却不料突然有了南书房行走一职,牵涉到了逊帝废与留的斗争中。一直对现实世界保持着无欲无求的王国维,在离世前是什么样的矛盾心情?恐怕永远得不到答案了。

责任编辑:小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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